1908年3月14日《大清报律》奉旨颁行。该报律共45条，除将前些时候制定与颁行的报刊禁载的规定全部收入外，还新增了不少限制性条款，1910年清政府再次修订《大清报律》，并将修订本交资政院和军机处审议。1911年1月29日原《大清报律》改称为《钦定报律》经清廷批准后颁行。修订后的报律共38条，另有4个附条保存了原报律的主要内容。
《大清报律》起草和颁布的历程要漫长得多。清廷有关部门最早开始起草《报律》，是在1904年8月，两年后约1906年10月，拟就草案四十六条。然清统治者十分谨慎，以为“事关法律，非详加讨论，不易通行”;并“以京外报馆由洋商开设者十居六七，即华商所办各报，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间。若编订报律，而不预定施行之法，俾各馆一体遵循，诚恐将来办理分歧，转多窒碍”，而未予颁布。1908年?1月16日，民政部会同法部，调研“各国通例”，“参照内地情形”，拟出“改定草案四十二条”，交宪政编查馆审核。宪政编查馆秉承清廷意旨，增加了三条，并对草案中的若干条款进行了修改。
宪政编查馆对报律草案修改的突出特点，是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和对新闻自由的钳制。如规定报刊发行前的送审制度：
”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
如规定不准刊登“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对违规者加重处罚：
第十四条第十四款之诋毁宫廷，第二款之淆乱政体，第三款之扰害公安皆侵入刑律范围。现在逆党会匪窜伏东南洋一带，潜图窃发，方且藉报纸之风行，逞狂言之鼓吹，此等情形，久已上烦宸廑，如照原案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之例仅处二十日至二年之监禁，附加二十元至百元之罚金，殊嫌轻纵，似应仍分别轻重办理。臣等共同商酌，拟请将原案第二十二条改为违第十四条第一款与第三款者，该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科六个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监禁，附加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
《大清报律》的上述内容，明显暴露了清廷镇压人民革命的用意，暴露了清廷修律的本质所在。
1908年的《大清报律》，不但重复了当年的《规则》，而且增添了事先检查制度，对舆论的控制更为严厉。通篇《报律》，只讲言论控制，丝毫不提言论保护。《报律》尚未出台，媒体已得知其主要内容，《公论新报》即刊文批评：“吾国政府未尝自束于法律之中，而仅仅苛责于吾民一方面”;《大公报》也悲观地预料道：“(报律一旦推行)报界言论自由之灵魂将飞散于云霄之外……湛精烂漫之舆论，更刍狗之不若也”;《申报》则激烈批判道：“(报律颁布之后)则吾国真为无舆论之国”。
朝廷对报界的反抗置若罔闻，反在1908年3月颁布的《报律》中增加了不少限制舆论自由的条款。结果，引发了整个报界的抵制。《江汉日报》刊发时评《呜呼立宪——对于新定报律之感言》，痛骂制定此律者的“衮衮诸公”——“不啻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也”; 《神州日报》发表社论《监谤政策之争议》，称朝廷这一法律的出台，其目的在于——“欲以极严酷之手段，虏使人民，以钳制舆论，将使舆论一线方萌之生理，因而摧残消歇。然后政府之言语行动，可以狂猖自恣，为所欲为，不复有人承议其后，自以为是而后快其私心”。
朝廷的一意孤行最终促成了报界的联合抵制。最坚决的可谓北京报界，其联合宣言书戳破了朝廷自谓《报律》袭自日本的谎言，明白昭告世人，日本报律决无“内容事前检查”的规定。宣言书扬言：如果朝廷固执己见，必要执行“内容事前检查”，则北京报界将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停版，并将呼吁全国报界与政府进行交涉或将所有报馆的发行所移到租界，全体挂上洋旗，以示坚决抵抗。
然而，时代毕竟是前进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于言论、集会、结社问题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开明官员反对一概排斥集会、结社，甚至呼吁清廷开放党禁，对学生的爱国热情采取宽容态度。《大清报律》颁布本身，便意味着千年冰封的开裂，便意味着清廷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尽管是有限制地承认——言论、集会、结社的合法性。
辛亥革命后，限制言论自由的旧报律废止。1914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报纸条例》，又恢复了清廷《大清报律》的有关禁制条文，并查禁了一批报刊和图书。直到1916年7月，段祺瑞政府“申令废止报纸条例”，中国人才在十一年间基本享有言论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