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罗出生在法国邦迪一个小商人家庭，小时候就能说会道，但却对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生活闭口不谈。马尔罗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非常关注文学和艺术，对中国也非常感兴趣，曾来中国访问，还见过毛主席。
1、马尔罗与中国
马尔罗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作家，写过几部和中国革命有关的小说，但他并非一个中国革命的参与者。据考证，1925年和1931年，马尔罗曾来过中国。1965年，马尔罗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访问，并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1933年《人的命运》（又译《人的状况》或《人的处境》）出版后，马尔罗在西欧被看作是“曾经参加过中国革命的人”。当时欧亚两洲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没有人对马尔罗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做些什么表示怀疑。
1937年，处于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工人斗争》一文中，责备马尔罗为中国国民党服务，是国民党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之一。法国共产党理论家罗杰？加罗迪撰文说：“广州起义即使不是挑衅，至少是轻举妄动，导致工人阶级遭到屠杀，这要归罪于他（马尔罗）。”半世纪来，马尔罗宁可背这个“黑锅”，也不愿用“不在现场”为自己轻松平反，任凭别人在他的历史上涂抹传奇的色彩。
历年来记者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多少次有人对他说：“当您在中国战斗时……”从来听不到马尔罗对此作出否认的表示。“神秘化”工作中走得最远的是后来当上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教授，根据他的考证，马尔罗有四年时间（1923~1927）是在亚洲度过的，“起初跟蒋介石，后来跟共产党并肩作战”。
到了1967年，意大利电台的一名记者再问起他在亚洲的经历，那时人们对他这段历史有很多怀疑，马尔罗方才松口说：“请注意，那时候马尔罗的亚洲不是中国，而是印度支那。”确实，《征服者》和《人的命运》这两部书无论从主题和内容来说，都是与当时的中国现实不相符合。对亚洲和中国素有研究的法国学者说，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力，马尔罗把印度支那的故事移到了宜于波澜壮阔演出的中国舞台。他从西贡和堤岸的经验出发描写广州和上海，把卡蒂纳大街的走私贩子说成是外滩的冒险家，把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贡港口的社会动荡改编为上海街头的工人起义。就像走进巴黎越南人开的中国餐馆，以为吃到了中国菜，《人的命运》在不了解亚洲的法国人眼中写得非常地道精彩，还在1933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
2、如何评价马尔罗
马尔罗始终是一位紧跟时代潮流的倾向性作家，他在1935年出版的小说《轻蔑的时代》中，记录了希特勒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可怕情景。1937年完成的名著《希望》,他用华丽的抒情般的语言，生动地描写了在西班牙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岁月。
他在1967年出版了《反回忆录》第1卷。他以华丽的笔调写下了自己一生中异常丰富动荡和戏剧性的经历，其中有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别人的会晤以及他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