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朝鲜宣布打开“强盛大国”之门，2012年年底，利用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之机又提出朝鲜已经巩固“宇宙强国”地位。但朝鲜的经济状况并未出现明显好转，粮食短缺问题仍在困扰朝鲜，工业经济更是一蹶不振，今后朝鲜的“强盛大国”之路如何走成为国际舆论热衷探讨的话题之一。
其实，朝鲜经济也有过往日的辉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与日本并称为亚洲的两个主要工业国家，是东亚地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人均GDP不但高于中国，也高于韩国。那么当年的朝鲜经济是如何获得飞速发展，又因何衰落，朝鲜经济还能够再现辉煌吗?
与日本并驾齐驱的工业国
1953年朝鲜半岛实现停战后不久，朝鲜就开始规划经济重建。当时，战争后的北方一片废墟，基础设施被摧毁，工业企业被破坏。由于军人和平民遭受大量伤亡，劳动力也面临短缺。1954年，朝鲜执行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57年起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年执行第一个七年计划，后来又延长三年。1970年11月，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金日成宣布朝鲜已成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有统计称，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0年，朝鲜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25%，可能是当时世界最高的。1960年，东德媒体赞扬朝鲜为“远东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而在亚洲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上，60年代的朝鲜和被认为创造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并称。60年代末，朝鲜农村全部通电;70年代末，朝鲜粮食实现自给自足;
80年代初，全部耕地面积的70%实现灌溉，插秧的95%和收割的70%农活实现机械化。1984年，朝鲜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实现了粮食自给并部分出口。当年的朝鲜工业经济同样获得飞速发展。朝鲜是苏联为首的经互会的观察员国家，与苏联东欧集团基本采取记账式的贸易。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朝鲜人均GDP、人口寿命、识字率大大提升。当时朝鲜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比较高，1979年就已实行全面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制度，实现对小学到大学的全体学生和幼儿园儿童免费供应外衣、内衣和鞋子等生活必需品。而且朝鲜社会的财富分配也大大平均化，不似韩国那样有巨大的贫富差距。一般认为，1979年的朝鲜已是一个准现代化国家。
同期，韩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指标终于与朝鲜相当，但由于韩国人口超过朝鲜一倍，加上韩国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实际上，在1979年，韩国在国家现代化方面远远赶不上朝鲜。
中苏曾强力援助
朝鲜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半岛实现停战后，朝鲜政府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决策，确定了农、轻、重以及军事工业发展的适当比例;相对和平稳定的世界及周边局势;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健全的农田基建设施等。当然，来自苏联东欧集团以及中国的援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根据中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52万元的战争急需及人民生活必需物资。1958年至1963年，这个中国最困难的时段，中国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
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周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并于1976年1月竣工，年输油能力400万吨。其间，中国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而当时中国城市中除北京外都没有地铁。
苏联对朝鲜的援助规模也很大。据苏联方面的统计，到1960年4月，苏联对朝鲜的无偿援助为13亿卢布，此外还有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之后苏联还和朝鲜签订了技术援助协定以及苏朝长期贸易协定，帮助朝鲜建设钢厂、火电站、炼油厂等，输入装备、技术，提供贸易支持。
从“黄金发展”到“苦难行军”
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起，朝鲜经济开始出现衰退并逐渐恶化。主要原因是：国际政局动乱特别是苏东剧变，让朝鲜对外贸易严重受挫;国际援助锐减，朝鲜自身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军工发展迅速消耗了巨大的国民财富，不仅直接排挤了农业和轻工业，也排挤了民用生产资料的生产;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农田基建因年久失修导致抵御灾害的能力减弱;扩大军备导致工农业劳动力短缺;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封锁和经济制裁，朝鲜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朝鲜的国际政治合作空间日渐萎缩等等。
90年代后，随着贸易环境日益恶化，朝鲜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少，原料、燃料和原油的进口锐减，从而导致冶金、煤炭、电力生产大幅度下降，整个工业生产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由于原料、燃料、电力严重不足，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企业设备运转率仅达到30%。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再同朝鲜搞易货贸易，要求朝鲜支付硬通货来购买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不再提供化肥，朝鲜的粮食产量激减，燃油不足迫使机械化的农场重新回归手工劳动。此外，连年天灾，朝鲜经济陷入衰退，进入“苦难行军时期”。
朝鲜经济以来自中国的援助为主要支撑，以原油和粮食的需求为例，从1991年开始，中国取代苏联，成为对朝原油供应的唯一支柱，每年向朝输送约50万吨石油，占朝鲜进口石油总量的80%。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粮援的92%。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就朝鲜自然资源、国民素质、科技水平和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强国之梦的，如果经济发展战略正确，政策得体，并将经济发展体系融入国际社会，恢复往日辉煌成为名副其实的“强盛大国”并非妄言。也许朝鲜会把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作为榜样，那时经济极端困难、国际环境极度孤立的中国强调自力更生精神，在压缩民生空间的情况下开发原子弹，最终走出困境。但历史不能作简单的类比，朝鲜的现状与当年的中国完全不同。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自力更生”的国策面前，美国的“封锁”无论如何也挡不住中国的发展壮大。朝鲜则不同，国土小，人口少，自然环境恶劣，缺少耕地良田，粮食很难自给，虽有矿产资源，若失去国际交换市场，国家经济将难以为继。60年代冷战时期促使各大国开发核武器自保与现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也完全不同，现在开发核武器破坏稳定局面在国际社会无疑是不得人心的。
1992年中韩建交惹朝鲜暴怒：金日成语出惊人
核心提示：张庭延：我们通报之后，金日成主席，他的表示就是说，中国的事情，中国定了就可以了，你们就按你们定的做，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请你们帮助吧，就这样吧。这个原则，这几句话的原则就是说，他没有阻止这件事情。
凤凰卫视《中国记忆》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刮过一场“韩流”，中国的年轻人看韩剧、追韩星、唱韩国歌，穿着也有不少是韩国风格的服饰。但其实，仅仅就在17年前，中韩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那时的韩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还是个禁区，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更是寥寥无几，中韩两国长时间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而17年前，两国是怎样突破了相互隔绝的状态，在1992年8月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的，这个重大转变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今天，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张庭延将会为我们讲述中韩建交幕后的故事。
中韩建交亲历记讲述人：张庭延时间：2009年7月地点：北京张庭延：所以这个事情呢，外界不太了解，觉得可能有一点传奇色彩，也不知道在谈判建交。结果突然就宣布，1992年8月24号就宣布正式建交，互派大使，开辟了两国关系新的一页。那么过去交过手，互为敌人，怎么转变的?
解说：张庭延还记得1953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开始接触朝鲜半岛事务，当时他认为恐怕他这一生都不可能到南朝鲜去了，因为中国当时非常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支持兄弟国家北朝鲜，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韩国的外交政策还是铁板一块。
张庭延：我们的领导人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们不会和南朝鲜建立任何关系，当记者问到的时候。我们的领导人甚至在内部讲，我们跟南朝鲜是不会建交，不会发展关系的。
解说：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中韩两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往来。即使在国际多边场合碰面，也是一副老死不相来往的姿态。
张庭延：那我们是不握手、不寒喧、视而不见的，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体育比赛，我们不同意、拒绝南朝鲜派人或者运动员来参加，不发签证，你不发签证他就没办法了，他进不来。那么它那举办的同样的活动，多边国际活动我们不主动的去，那么国际会议呢?开始的时候国际会议，我们没松动的时候，就是国际会议你的代表发言，南朝鲜代表发言，我们要退席的，首席代表退席。
记者：都不听?
张庭延：不听，副代表坐着听一听，但是听还得听一听啊，完全不听你不知道他讲的什么，他骂你，你也不知道啦，不友好你也不知道啦，听还是要听。但是我降格，降到副代表或者代表，或者是一般的代表团成员听，首席代表不听，你一讲话我就退席了。
解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国际上已经有将近一百个国家，和南北朝鲜同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承认南北朝鲜的存在。面对这样的国际潮流，中国的半岛政策要不要转变，这是张庭延当时经常思考的问题，那时张庭延是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
张庭延：我经常办的案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驻外使领馆回来请示，我们能不能跟南朝鲜大使接触，能不能接触，他请我们吃饭我们去不去?外交场合能不能跟他打招呼，握手寒喧可以不可以。我们当时的，到八十年代初以前，都是不可以的。
解说：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1982年外交部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建议松动和调整与韩国的关系，邓小平看罢报告支持了外交部的这一建议。
张庭延：他不止一次公开地或者内部地谈到中国和南朝鲜的关系、韩国的关系问题。他是坚决，他是很支持，我们要松动和改善和韩国的关系。他讲有这么几点，一个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需要，因为我们改革开放尽可能多的国家，要到我们这来投资，或者我们和它开展各种形式的，多边合作关系。这个是我们方面的需要，如果有一个国家特别临近的国家，被封闭着，不跟它接触不能交往，那对我们是不利的，特别是韩国。它经济发展得比较快，60年代以来发展快，到80年代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国际上影响也比较大，所这个要发展。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打击和孤立台湾，因为现在当然跟台湾的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所改善，这一年多来发展得很不错了，当年都是，也是不来往的，当时呢，台湾的最后一个据点在亚洲，就是南朝鲜，就是韩国。所以我们如果跟韩国实现了这个关系松动，或者是再往前走的话，那对台湾是一个孤立和打击。
解说：有了中央的支持，外交部开始考虑从哪里着手调整中韩关系，张庭延记得，当时他们还曾经设想是不是要向国际上宣布，中国的对韩政策有了一个变化。考虑再三后来还是决定，不作公开宣布，当遇到具体的事情时再作顺其自然的调整。
陈晓楠：1990年中国成功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这届亚运会因为全民参与申办，也因为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性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可以说给中国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然而关于这届亚运会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正是从申办第11届亚运会开始，中韩关系这扇封闭已久的大门才慢慢开启。
解说：申办亚运会有一项重要条件，就是要求申办国允许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国到该国参加比赛，韩国是亚奥理事会成员国之一。如果中国申办亚运会，必然要允许韩国运动员到中国来参赛。1983年8月在申办第11届亚运会的最后期限到来前，中国向亚奥理事会提出了申办请求。
张庭延：同时我们的外长，代表我们的政府作了一个保证，作了一个书面保证，附申请书的后面，附了一个外长的信函，这信函就是说申请成功的话，保证亚奥理事会各成员国前来参加，欢迎他们来参加。用这种方法，这不就调整过来了吗?因为这个比较好说当时，多少个国家希望我们举办亚运会呀。
解说：中国在申办第11届亚运会的同时，也向老朋友朝鲜通报了情况，表明申办亚运会是全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如果申办成功将邀请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国前来参加，届时也欢迎朝鲜派团参加。从国际体育比赛开始，中国与韩国有了非政治性的双边接触，张庭延记得正是由于对韩政策的调整，中国才有可能派团参加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汉城奥运会之后中韩民间经贸往来大幅增加，1991年初双方在对方首都，互设了贸易办事处。
陈晓楠：在中国调整对韩政策的同时，其实韩国更急于和中国建交，早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总统朴正熙就曾经发表过一个改善与中国、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宣言，在卢泰愚担任总统之后，朴正熙的政策也得以延续，卢泰愚提出了在他的任期之内和中国、苏联、东欧国家建交的目标，称之为“北方政策”。
汉城奥运会之后从1989年到1990年末，绝大多数苏联、东欧国家都实现了和韩国邦交正常化，就差一个中国，还没有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要实现中韩的邦交正常化有两个肯定绕不开的问题，台湾问题还有就是中国与朝鲜的关系问题。
解说：就在中韩两国调整双边政策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意外地促进了中韩关系的松动。
张庭延：劫机事件是1983年5月5号发生的，5月5号就是我们还没有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之前，两个月发生的。劫机事件发生之后，那是我们劫机犯卓长仁等人，劫持我们的民航客机，准备逃亡台湾，跑到台湾去。途经韩国上空，被迫降落在韩国的春川机场，军用机场，春川机场。我们中央马上决定派代表团前往韩国交涉、协商交涉，争取把飞机、人、旅客和劫机犯都要回来。
解说：在张庭延看来，如果韩国还像过去那样把中国当作敌人，韩国不仅不会归还飞机和劫机犯，甚至还可能会对旅客进行甄别，韩国在处理劫机事件时向中国释出了善意。
张庭延：我们在这个劫机案的处理过程中，经过协商，韩国还是当时总统是全斗焕他答应了，双方签署了协议，答应把飞机还给我们，把旅客还给我们，但是劫机犯按它的法律送给台湾，因为他有个人愿望，所谓的个人愿望，他本来就想跑台湾，后来这个人是坏蛋。在台湾被处刑了，处死了，在台湾也是做坏事。通过这个事情就看出来了，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发生了突然事件，像劫机这样的事件，韩国政府所持的立场包括送还飞机，送还旅客，在尽短的时间内，我记得是5月5号发生的，5月9号就都回来了，这个表明了它对中国的友好姿态。
解说：当时与韩国保持着“外交”关系的台湾，对韩国处理劫机事件的态度相当不满。台湾希望韩国把劫机犯、旅客和飞机都交给它，中韩建交，台湾问题成为韩国绕不开的障碍。而中国调整对韩政策，不能不顾及老朋友朝鲜的感受，中国历来支持朝鲜，反对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政策面临考验，1991年5月中国总理李鹏在访问朝鲜时，向朝方提出了这个问题。
张庭延：我们跟他讲的道理就是这样，现在联合国多数的会员国都同意，绝大多数的会员国都同意，因为建交，很多国家都是南北朝鲜都有外交关系，他们也同意，韩国或者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如果你朝鲜不愿意的话，韩国单独加入这些国家也同意，如果这些国家都同意就我们中国不同意，那我们也阻止不了这个趋势。而且韩国一旦加入，将来你北朝鲜，朝鲜再想加入，你加入得了加入不了，美国会不会阻止你加入，这个也是难说的。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朝鲜的工作，李鹏总理跟金日成主席谈过这个事，后来就决定了，还是同意了，他很快转过弯了。
解说：通过中国与朝鲜交换意见，朝鲜也意识到不能再拒绝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1991年9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成为正式会员国。张庭延说这意味着南北朝鲜从此成为国际公认的两个主权国家，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成熟了。
陈晓楠：在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之后，1991年11月中国外长钱其琛到汉城参加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这一事件被媒体普遍的认为是中韩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外长在汉城出现，在当时其实是破天荒的事儿，为了促进钱其琛的汉城之行，韩国方面表面得尤为积极。
解说：1991年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颇费了一番周折，这个问题之所以比较复杂，主要是要处理好台湾、香港，同时加入该组织的名称和地位问题。
张庭延：我们提出的是中国和台湾、香港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主权国家加入，台湾和香港是作为地区经济、地区经济体加入，最后经过韩国的穿针引线，韩国因为是在汉城举行了，韩国是高官会议的主席，它的高官会议的主席，是外交部的一个部长助理叫李时荣，这个人往返于中国、台北、香港和其他会员国之间来斡旋沟通，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解说：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同时加入apec的地位问题上，台湾提出了不同意见，经过韩国方面的努力，最终使台湾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软化。
张庭延：台湾反对了，所以最后就是韩国向台湾下了一个最后通牒了，你要不同意这个方案的话，你就干脆甭参加了，那它也不敢这样，最后还是同意了。
那么韩国为什么做这个事呢?这么积极呢?就是因为它还有，在这背后，当然做这个事本身是好事了，在这背后它还有它的目的，就是促成中国参加，台湾、香港同时参加达成协议，钱其琛外长破例的要到汉城来参加，因为没有外交关系，外长是不会去的。没有外交关系我们的外长怎么会到韩国去呢，不可能，不可能到汉城，促进了这个事情，那外长必须来。
因为你不来，你解决不了你参加的问题，会上要通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要通过，那么我们去了，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就去了。
解说：钱其琛的到访轰动了整个汉城，在钱其琛下塌的饭店他受到记者的包围，记者们最关心的问题，不是中国加入apec的问题，而是中韩两国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
张庭延：中国外长去轰动了整个汉城，因为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外长到那个国家去，而且那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正预示着外交上要发生某些变化，在这个时刻来，那引起了外交界的、韩国政界的高度的关注。很多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等这些apec国家的外长十几个都在汉城，但是焦点是在哪儿?焦点是在钱其琛。焦点注视着他，能不能在这上有什么新的作为。
解说：1991年11月，钱其琛到汉城参加apec会议，受到了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单独会见。台湾对卢泰愚会见钱其琛甚为不满，向韩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但是卢泰愚不仅会见了钱其琛，更是在会见时明确提出希望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张庭延：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单刀直入地，除去欢迎我们参加apec之外，除了欢迎中国和台湾、香港参加apec之外，他单刀直入地就讲，我们希望和中国建交，希望外长努力能够促成这件事情。
解说：在张庭延看来，钱其琛外长的这趟汉城之行，让中国准确地摸到了韩国积极谋求与中国建交的脉搏。在这之后，中国也开始寻找时机，对外放风，表达愿意与韩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立场。
张庭延：第一步就是1992年3月全国人大是第一步，为什么人大是第一步呢?第一，人大会议上，要有一个外长的记者招待会，这每年都有，现在还有呢。过去历年来都是被记者问到，中国和南朝鲜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钱外长也不只一次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和南朝鲜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一直是这么答的。
但是到这年三月回答有了变化，有了变化，真的有了变化。就是说我们和南朝鲜的关系没有一个时间表，这是第一个信息，就是跟韩国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信息。这个信息很快被记者捕捉到了，也很快地传到世界各地，外界就盯着呢，中国到底下一步怎么走?
解说：1992年4月，韩国外长李相玉到北京参加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8届年会，中国选定这一时机，促成两国外长会面，就中韩关系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与此同时，中国决定借杨尚昆赴平壤为金日成祝寿之机，向朝鲜通报中韩关系即将有所调整的情况。
张庭延：到那去了，就找机会，要跟金日成就这个问题，向他通报我们中央的决定。因为中央那个时候已经定了，口径都有了，就说我们准备和韩国进一步发展关系，这个大的方针是定下来了。因此这个杨尚昆主席去了以后，在最后一次会见中间，坦诚地把我们中央的考虑，都通报给金日成。这是我们这个就中韩建交，做的一次重要的通报，金日成当时的态度就是，请中国方面缓一缓，等一等，等一年到两年吧，他有这样一个表示。他的当时的谈话，当时的说法他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和韩国的关系，和南朝鲜的关系，两年之后都会有变化。
解说：张庭延说，当时中国与韩国建交的各项条件已经成熟，这个进程已如箭在弦上，但也希望这件事尽可能不影响中朝友谊，希望能够取得朝方的谅解。1992年4月，钱其琛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北京商定，双方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商谈建交。很快，中韩双方各自任命了首席谈判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成员。5月，双方开始商谈，韩国提出来，谈判不能在汉城举行。